社科院高培勇:高质量发展阶段聚焦解决的主要矛盾是结构问题

2019-11-30 18:33:45 1276次浏览

导读:   会上,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、学部委员高培勇表示,高质量发展阶段所聚焦解决的主要矛盾是结构问题,而矛盾主要方面是在供给侧,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宏观政策主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,而不是需求管理。另外一种选择就是

中国网络财经,10月18日-今天,2019中国银行业和保险业国际峰会论坛举行。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、教职工高培勇在会上表示,高质量发展阶段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结构性问题,主要是供给方面的矛盾。高质量发展阶段宏观政策的主线是供给方面的结构改革,而不是需求管理。

以下是部分抄本:

高培勇:亲爱的领导人、专家们,早上好!霍局长刚才说,这个环节的主题是金融改革开放和服务实体经济。我意识到表面上“和”这个词把两个主题放在一起,但实际上如果两个主题拼接在一起,就会找到它的起点和终点,那就是通过金融改革开放为实体经济服务。实体经济是这个环节中最重要的关键词。我认为这显然是一个植根于高质量发展阶段土壤的恰当选择。你为什么这么说?当我们看到这个问题集中在为实体经济服务时,实体经济不是其他领域的经济,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。它有一个焦点,或者说一个重点,它的焦点是实体经济。当我们看到它的立足点是实体经济而不是一般的中国经济时,我们也可以说,集中或主要集中的矛盾是实体经济中的矛盾,或结构意义上的矛盾。我们也可以说,当焦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时,我们也可以说它集中在供应方问题上,或者主要集中在供应方问题上。第三,金融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实体经济效应不仅具有整体效应,而且具有结构效应,更重要的是结构效应。这样的选择显然符合高质量发展阶段对我们的新要求。经过六七年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探索,我们对高质量发展阶段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。当我们想用几句话勾勒出高质量的发展阶段时,我们总是说实施的发展观是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和共享。高质量发展阶段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结构性问题,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供给方面。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宏观政策主线是供给方面的结构改革,而不是需求管理。因此,很明显,今天的问题与这种土壤是相容的。这确实指出了中国当前经济运行中面临的重点、重点和难点问题。

2019年10月的今天,当我们讨论金融改革开放时,我们无疑会接触到中国经济运行的现状,稳定增长的意义尤为突出。在这种新形势下,我们应该怎么想?我该怎么办?我们面临着两种不同的选择,一种是不加选择地回到高速增长的道路上来,遵循我们过去非常熟悉甚至牢记在心的方法,进行总量刺激和需求管理。另一种选择是立足于优质发展阶段的土壤,着眼于主要矛盾,着眼于政策主线,有针对性地解决经济运行中的问题。综上所述,解决经济运行中问题的这种有针对性的办法,就是通过供给方面的结构改革,集中力量稳定需求和增长。相比之下,我们可以看到前者确实可以解决一些问题或解决眼前的问题,但与过去相比,边际效应肯定在减少,副作用也很大。谈到负面影响,我们想到2013年当时经济形势的矛盾,用三阶段叠加的总结。三个阶段中的一个是先前刺激政策的消化阶段。因此,我们说前一种方法是有用的,虽然效果下降,但成本极高。通过后一种方法,经过六七年的探索,我们终于选择了一条经济发展的道路。即高质量的开发。高质量发展的意义应该如何体现?我们心中有一个总体印象,心中有一个交代。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去做,无论是金融改革开放还是我们常说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,我认为我们应该注意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和这样一个基本规则。这一基本事实和基本法对我们的要求,正是今天会议的主题,即转型与创新,也就是说,金融改革开放不能参照过去的传统思维方式,而应该以转型、创新为基础,走上中国金融业改革发展的这条高质量发展的新道路。在这个过程中,我认为“变革与创新”这四个字非常值得关注。我想举一个现成的例子,这是我们正在经历的,也是2019年将要发生的。这就是财政政策的转变和创新。在去年中美贸易战的大背景下,对积极的财政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。这一新要求并不意味着提高效率,而是提高效率的重点应表述如下。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在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中发挥更大的作用。在扩大内需的背后增加重组意味着什么?特别是在扩大内需和重组实体经济的服务中,这两种功能是兼容的。出路是什么?谈到财政政策,最多只有三个观察点:第一,减税和减费;第二,扩大投资;第三,赤字补偿。

我们不妨从更详细的调查开始。首先,我们将讨论减税和费用削减。过去,减税和减费主要集中在需求效应和总效应上,但这次我们不仅要集中在需求效应和总效应上,还要集中在结构效应和供给效应上。那么它是如何结合的呢?例如,减税和减费应该有一个明确的主体,对谁来说,过去只注重总效应和需求效应,那么无论谁被给予减税,总的社会需求都可以增加,所以当时减税是由企业和个人组合在一起的,也就是说,只要是减税,总的需求就可以增加,或者是企业或个人的可支配收入,而个人和企业的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必然会带来总需求的增加。然而,我们今年的减税和收费清楚地告诉每个人,它们主要是针对企业和实体经济的。这是完全不同的,不是说它们被毫无区别地切割。第二,什么减税?过去,当我们关注需求面和总效应时,我们主要是降低所得税。因为什么,因为所得税是最接近需求的,当时所有个人所得税和所有企业所得税往往都在减税的范围之内。我们今年的减税重点是什么样的税收?重点是增值税。为什么?因为降低企业税费的目的是什么?目标是降低企业成本,而不是扩大企业需求。减税必须集中于与企业成本相关的税收。哪种税与企业成本密切相关?任何产品的价格成分和任何产品的价格成分都是三个,一个是它的具体成本、原材料的投入成本和人工成本,另一个是流通税费,第三个是它的利润。因此,流通税费,特别是在中国,增值税是减税的重点,这与过去完全不同。过去,减税通常是暂时的。我们关注政策效应和短期效应。你可能还记得,从2008年到2009年,为了开始北京的住房消费,我们暂时免除了两年的购房契税。两年后,契税将保持不变。但是看看今年我们用什么方法来降低其他增值税。这不是一种政策调整方法,而是一种直接降低税率的改革方法。这是什么意思?它不仅将在2019年减少,而且将在2020年和2021年减少,除非税法在任何时候都有所改变,这是一项改革。像这样的事情有很多。我们可以看到,在总量与结构效应相适应的条件下,减税和收费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。

另一个例子是投资的扩张。如果我们使用以前的方法,不管我们投资什么样的投资,什么样的项目,什么领域和什么地区,只要投资增加,我们就可以扩大社会总需求。然而,今年在扩大投资时使用了两个关键词。一个关键词是“有效”。要进行有效的投资,第二个关键词是“短板”,这相当于给投资套上缰绳。增加投资时,仍有一个障碍要克服。这是否是一项有用的投资取决于它是否是短板投资。当你掌权或增加障碍时,你必须注意投资的方向,至少是一些方向。

第三个方面是赤字补偿。过去,我们遵循所谓的赤字补偿或赤字考虑的总体概念。只要有必要长期稳定经济,金融就可以免费。只要是稳定经济的必要砝码,我们就可以在财政平衡中摆脱成本。然而,面对今年如此大的经济下行压力,至少在一般公共预算水平上,我们维持了3%的财政赤字占本地生产总值的底线。没有超出这一底线,但在实际层面上,每个人都注意到地方特殊用途债务已经相应扩大。从专业角度来看,我们可以看到,四个财政预算案加起来,计算整个政府的收支总额时,赤字类别肯定会超过3%。如果计算第一个账户,一般公共预算账户和公众经常说的财政自营账户将保持3%的底线。这是什么样的考虑?我们不仅要稳定需求和增长,还要防范风险。预防风险最重要的考虑是稳定人们的期望。我们可以想象,如果我们不特别注意这一点,而是使用以前的方法,直接在这个财政账户和一般公共预算账户中,我们可以看到财政赤字超过3%,甚至达到4%、5%甚至更高。它会对金融业、保险业和整个经济运行的心理预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?

因此,我想说,在今天的高质量发展阶段,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来研究货币政策、金融改革开放和任何经济问题。也就是说,在我们过去使用的思维惯性、政策惯性和监管惯性的基础上,再加上一个过滤器,我们不仅要关注总量问题,而且要在此基础上关注结构问题,不仅要关注需求问题,还要在此基础上关注供给问题。我们不仅要注重我们执行的政策或改革的总体效果,还要注重改革的政策和结构效果。我们不仅应该关注短期目标、2019年应该做什么和2020年应该做什么,还应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展我们的愿景。从2021年、2022年到2025年,我们应该考虑什么?我们不仅要关注收益,还要计算成本。因此,我认为,在“转型创新,踏上中国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”的主题下,我们正在研究服务实体经济。事实上,我们正在研究服务实体经济模式和制度机制的变革与创新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我们需要找到一种不同于过去、植根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新方式。

谢谢大家!

(编辑:郭魏莹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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